自武汉头一回报告不明缘由的肺炎起，直至疫情很快蔓延至全国甚至全球，此次新冠病毒的传播速率以及范围远远超过当年的SARS。针对这种肉眼看不见的敌人，我们当下的人拥有口罩、呼吸机还有疫苗，然而翻开史书你就会发觉，古代的中国人在面对瘟疫之际的状况，比我们现今要绝望好多。
瘟疫不只是天灾更是人祸的产物
东汉末年时，张仲景于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序言当中写下了一段话，表明他的家族原本有二百多个人，在建安年间没有到十年的时间里，三分之二的人因为瘟疫而死亡。这并非是单独的事例。古代瘟疫爆发常常是紧接着水灾、旱灾或者战争之后发生的。建安二十二年出现的大瘟疫，当时的史书有记载“家家都有着僵尸带来的痛苦，室室都有着号泣的哀伤”。
当年不存在病原体检测的情况，不存在冷链运输的状况，不存在抗生素。在公元1232年的时候，汴京围城战期间发生了瘟疫，《金史》有这样的记载，仅仅五十多天的时间，各个城门运出的死者就达到九十多万具。尸体在城墙根下堆积起来，活人只能是从尸堆当中爬出来去寻找吃的。
崇祯末年时，华北地区连续七年出现大旱情况，庄稼收成完全断绝，树皮也都全被吃光了。流民们四处奔逃流窜，走到哪里便会把病菌带到哪里。当时处于山西、直隶一带地方，有的村子里整村的人都死光灭绝了，连收尸的人都不存在了。
宋朝人就已经懂得雨污分离
存有迄今仍在运用情形的赣州福寿沟，乃是一套于九百多年之前修筑而成的城市排水体系。北宋熙宁年间之际，虔州疫症突发，知州刘彝率领众人开展了为期几个月之久的查究工作，查出祸端所在实为上游的生活污水混入到了饮用水源之中。他下达指令进行地下管道的修建，以实现雨水与污水的分开排放。
这套系统，其总长度为12.6公里，是用砖石砌成的，断面宽度为三尺，人能够弯腰从而通过它。污水被引导到城外进而流入贡江，饮用水源因此就干净了。在1953年的时候，赣州修建排水系统之际打开了福寿沟，发现其内部依旧完好，稍微进行修缮便能够继续投入使用。
现如今，赣州老城区每当遭遇暴雨之际，从来都不会出现内涝情况，过上一个小时之后，积水必然会消退，依靠的其实还是刘彝当初的设计布局。你瞧，要解决瘟疫相关问题，并非一定得具备多高深的技术，有的时候仅仅是需要将常识发挥到极致便可。
秦朝人的隔离措施残酷但有效
在1975年，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秦简，其中明确记载，若在某地发现了麻风病人，当地的官吏必定要将患者送往“疠迁”这个区域。“疠迁”是一种有着专门用途的隔离区，它被设置在远离村庄的山沟里，并派遣专人进行看管，在此情况下，病患无法出来，而外人也不能进去。
这种做法于今日观之极为不人道，被送到疠迁之地的人近乎难以获得任何有效治疗，等同于在等死，然而立足于当时的视角而言，倘若不如此去做，整个部族皆有可能走向灭绝，秦简有所记，家属若隐瞒病情而不上报，便与患者同罪。
唐朝时期的法律当中存在着与之相类似的规定，一旦家中有人患上那种被称作瘟疫的病症，就必须要主动向相关部门进行上报，随后经由官府进行统一的安置处理。唐朝所设立的隔离场所被叫做“疠人坊”，其位置是设置在寺庙的旁边之处，寺庙里的僧人会出手帮忙去照顾患病的人员。尽管当时疾病导致的死亡率依旧处于很高的水平，然而最起码做到了避免全家人相互之间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。
古代政府曾多次推行免费医疗
不少人觉得免费医疗是现如今福利国家才有的产物，然而汉朝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过了。在公元2年，青州那个地方爆发了大规模的疫病，汉平帝下达命令，各个郡国一定要腾出空闲的房子，来安置那些没有家可归的患病之人，还要由官府派遣医生进行免费的诊断治疗，药费从国库里面支出。
北宋做得更为彻底，嘉祐五年之时，开封府出现瘟疫流行的状况，宋仁宗拨出内库钱十万贯，于城里设置了十几个施药局，穷人能够免费领取药物，苏轼在杭州担任官职期间遇上水灾后出现的大疫，他带头捐出五十两黄金，在众安桥建造了一所病坊，将其取名为“安乐坊”。
那安乐坊于每年之际治愈人数达上千之多，而后官府将其收归国有，使之成为正式的医疗机构。宋朝之时的安济坊、福田院、漏泽园，各自分别承担着治病、收容、安葬的职责，进而形成了一整套公共卫生体系。
古代人口迁徙如何加速疫情传播
建安年间，中原陷入战乱状态，众多难民朝着南方行进，前往江东之地。这些人在路途之上，吃些什么呢？是树皮，是草根，甚至还有吃土的情况。他们自身的身体原本就较为虚弱，拥挤在破庙或者路边之处，不存在干净的水，也没有能够抵御寒冷的衣物。瘟疫在这样的群体范围当中传播开来，其速度相比军营里面还要快。
据史书记载，那时江东地区呈现“疫疠并行”的状况，众多北方移民刚抵达江南便患病倒下，本地人由于害怕被传染，故而不敢收留他们，在曹植所写的《说疫气》当中提到，有些人家因贫困买不起棺材，只能用草席卷裹死者，随意埋于乱葬岗。
明末时爆发农民起义，李自成所率部队自陕西出发一路打到北京，途中进行征粮抓丁之举。崇祯十六年北京城外存在难民营地，每日会抬出去几百具尸体。这些尸体在护城河边堆积，到第二年开春雪水融化，病菌借着河水流入城内，从而直接引发了北京城的大瘟疫。
中医对抗瘟疫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
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医家是吴有性，在崇祯十四年至十六年期间，他亲眼看到江苏、浙江以及河北一带呈现出十室九空的状况，那时主流医家依旧依照《伤寒论》的思路去开方，然而病人服用后却没有产生效果，吴有性不顾会被同行责骂的风险，提出瘟疫乃是“戾气”经由口鼻进入人体，并非风寒入体。
首先，他于《瘟疫论》之中明确地反对盲目地运用热药，其次，又主张依据不同的症状进行分期治疗，早期的时候使用达原饮，中期的时候使用三消饮，后期的时候使用清燥养荣汤。再者，这些方子直至如今依旧还在被使用。最后，在2003年非典期间，广东的一些医院运用吴有性的方剂来配合治疗，退热的效果显著。
有叶天士，乾隆年间时，江南呈现瘟疫流行状况，他所创立的卫气营血辨证体系，将瘟疫划分成四个阶段，且分别予以用药。他的医案之中记录下大量真实病例，似某患者发烧持续七天未退，使用了石膏、知母后，第二天体温出现下降。这些经验乃是历经几千年来众多生命换来的。
古代不存在核酸检测，不存在CT，不存在抗生素，中国人得以活到当下，没有被瘟疫灭绝族裔，依靠的并非运气，而是刘彝所造的排水管，秦简记载的隔离令，汉朝提供的免费诊费政策，宋朝设立的安乐坊，以及张仲景、吴有性、叶天士这般把自己当作试验品的医生。
面对当下的你，能不能拿出几分钟的时间，进而把这篇文章予以分享，以此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知晓老祖宗究竟是怎样艰难熬过来的呀？
